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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1928年10月23日—2026年8月12日），字长庚，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家、电机工程师，原正国级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朱镕基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为第十四、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任院长。
生平
家庭背景
朱镕基祖籍安徽凤阳，世居湖南长沙安沙乡棠坡，是为当地望族。朱氏家族严格遵循明太祖朱元璋于《皇明祖训》中所制定的宗室命名规则。明太祖当年为其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支派亲自赐下二十字的字辈太庙徽号诗，其内容为：“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理原咨访，宽镕喜贲从”。依照此一宗法规定，岷王后代历代子孙的起名需依序使用诗中的字作为辈分。
依照朱氏族谱的字辈排行，朱镕基的祖父名为朱访绪（属“访”字辈），父亲名为朱宽澍（属“宽”字辈），而朱镕基本名则带“镕”字。该序列与《皇明祖训》中岷王后裔第十五代至第十七代的命名规则完全契合，故有学者推断其确为岷王朱楩的第十七代后人，亦即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九世孙。
祖父：朱恩綍，谱名“访绪”，号“荷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历任河南试用道，充陆军小学堂总办。
父亲：朱宽澍，字“希圣”，于朱镕基出生前已病逝，故后者乃其父之遗腹子。
母亲：张氏，于朱镕基12岁期间病逝，故后者由其五伯朱宽涛负责继续抚养成人。
妻子：劳安（1929年8月16日）， 湖南长沙人。她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是一名高级工程师。曾长期在冶金工业部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技术与管理职务。两人于1956年在北京结婚。
女儿：朱燕来（1954年6月），她先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以及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学成后投身金融界，曾任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中银香港助理总裁及副总裁等职务。此外，她曾连续担任多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儿子：朱云来（Levin Zhu，1958年7月29日），他于1994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气象学博士学位，随后转攻金融，获得芝加哥德保罗大学会计硕士学位。曾任职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国际知名投资银行。1998年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并自2004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中金公司最高首席执行官（CEO），是中国金融投资领域的资深专家。
妻子劳安的哥哥：劳特夫。
早年经历
1928年10月23日，朱镕基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棠坡，父母早亡，在其家族兴办的时中学校接受幼年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朱镕基曾先后就读于国立八中永绥分校、长沙市楚怡中学。1947年，他自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在上海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修电机制造专业，并于入学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先后被推选为班长及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1948年冬季，他在就读期间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院校青年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于同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朱镕基于大学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工作，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
1952年12月，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作为100余名“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之一，熟识经济的朱镕基随马洪、安志文等人来到国家计委工作。在国家计委，朱镕基起初担任燃料动力局的组长，负责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担任组长，负责综合处工作。随后任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的秘书。后来，因张玺患癌症，朱镕基同时兼任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担任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
右派与劳动生涯
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机关开展“大鸣大放”。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的朱镕基，因担任计委党组领导秘书，在同事劝说下带头提出意见。随着同年10月整风运动转向“反右派斗争”，朱镕基的言论被重新审视。1958年1月，朱镕基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然而，由于计委领导对其业务能力器重，对其处分相对温和：撤销其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副处长职务、行政级别调降两级、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并随后下放至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1958年至1962年期间，朱镕基被安排在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担任教员，负责教授数学、物理与化学等基础科学课程。随着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并对部分右派进行“甄别平反”，朱镕基虽未摘掉“右派”帽子，但获准恢复工作。他被调回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担任工程师，在此岗位上工作直至1969年为止。国家计委党组始终没有将朱镕基下放。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各部委机关受到严重冲击。1970年，朱镕基被下放到位于湖北省襄樊市的国家计委“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该集体农场的五年时间里，朱镕基深入中国底层农村社会，从事高强度的农业体力劳动，包括种植小麦、棉花与水稻，并担任过牲畜饲养员、放牧员及炊事员等职务。这段基层劳动经验，使其对中国农村的实际经济状况与农民生活有了深刻的实地体会。
1975年，随着中央政策调整，朱镕基得以返回北京，其组织关系虽保留在国家计委，但实际被分配至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内从事技术工作，先后出任办公室副主任及副主任工程师。在任期间，他亲自带领并培训一支青年徒工队伍，从基础的攀爬电线杆技术开始，逐步提升团队专业技能，直至成功主持安装22万伏特特高压输电线路及11万伏特变电站工程。
平反复职
1978年，朱镕基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纠正了错划朱镕基为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朱镕基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恢复了朱镕基的职务。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与主任康世恩赏识其才干，邀请朱镕基重返国家经委工作。当时的国家经委系由国家计委拆分而来，正急需具备技术与经济专长的官员。
1979年至1982年，朱镕基任国家经委燃料动力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朱镕基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85年，担任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直到1987年初赴上海任职。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1984年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主政上海
1987年11月1日，朱镕基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年12月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上海市市长。1989年8月，随着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朱镕基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市长，直至1991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调往北京。
朱镕基上任初期，上海面临严重的基础设施老化、财政负担沉重及市民居住拥挤等问题。对此，朱镕基采取务实作风，强力推动解决“菜篮子”、副食品供应、城市交通与市民住房等三大民生工程， 他推动建设了黄浦江大桥、上海地铁一号线等重大基础设施（亦即“94专项”的一部分）。在官僚体制治理上，他主张“铁腕治吏”，严厉打击贪腐，被媒体誉为刮起“廉政风暴”；在面对投资审批繁琐问题时，他强力推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联合办公模式，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因其在风格果断、常敲桌子催促，获得了“朱一敲”的绰号；在经济领域，他推动上海传统工业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并提出“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理念。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期间，上海亦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学生绝食及工人罢工。根据《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朱镕基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了相对温和与理性的态度。他于6月8日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明确表示上海不同于北京，反对调动军队进驻上海，而是依靠组织工人纠察队来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成功避免了流血冲突与矛盾激化。
受六四事件影响，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国际制裁与国内保守思潮的双重压力， 在此背景下，朱镕基积极向邓小平及中共中央争取开发浦东的政策支持。1990年4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朱镕基亲自兼任浦东开发小组组长。与此同时，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朱镕基顶住政治风险，拍板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成立，并于12月19日开始营业，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重新启航。
自1988年至1994年，已退休的邓小平连续七年带家人前往上海度过春节。在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1988年至1991年），他每年均负责接待邓小平。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上午，邓小平在朱镕基陪同下，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楼的旋转餐厅。俯瞰上海市容时，邓小平对朱镕基及上海市领导班子发表谈话，提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被视为后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前奏与预演。
受到邓小平谈话的鼓舞，朱镕基随后在多个场合将1991年定调为“改革年”，并借用曹操《短歌行》的名句表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一激进改革姿态引发了党内保守派的警惕与不满，部分反对舆论甚至私下将其暗喻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在此背景下，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于1991年春节期间，连续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
1.2月15日（大年初一）：《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2.3月2日（元宵节）：《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3.3月2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
4.4月12日：《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这些文章大力宣传邓小平的最新改革思想，呼吁打破思想僵化、推进市场化改革。该系列文章由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周瑞金、评论部主编凌河等人撰写，而背后的强力政治支持者和审阅者正是朱镕基。此举随后引发了北京《求是》、《光明日报》、《当代思潮》等保守派媒体的激烈反扑，展开一场长达数月的思想理论界大论战，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告结束。
国务院副总理
1991年4月8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工业领域，正式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副国级领导人。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治理整顿的关键时期，工业生产效率低下，企业效益滑坡。朱镕基上任后，迅速展现其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明确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打破了党内关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共改革派随之占据主导地位。同年6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协调，中央将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扩充为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朱镕基出任主任、党组书记，主管全国工业和贸易经济。
1992年10月19日，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时年64岁的朱镕基实现了中共政坛上罕见的“政治跳跃”：他从原来的中央候补委员，跳过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正式成为正国级领导人。这一破例提拔被外界视为邓小平及中央高层对朱镕基经济治理能力的极大肯定，也确立了他在中央负责经济工作核心幕僚的地位。
1993年3月29日，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朱被任命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党组副书记，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此时，总理李鹏因身体原因（心脏病发作）一度请假休养，朱镕基实际顶上负责国务院的全面工作，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领导中国经济决策。同年6月，面对中国经济过热、通膨率逼近20%、金融秩序混乱的严峻局面，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上任后立即颁布“十六条”宏观调控措施，强力整顿金融秩序，严厉打击违规拆借资金，成功控制了过热的货币投放，该兼任职务一直持续至1995年6月。
清理三角债
1991年，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面临的首要难题，便是全国国有企业之间严重的“三角债”危机（即企业之间连环拖欠货款，导致资金周转完全停滞）。当时全国三角债总额已高达几千亿元人民币，严重威胁经济运行。
为此，朱镕基亲自赶赴全国债务最集中的东北三省，坐镇一线进行现场清欠。他精准指出“三角债”根源在于固定资产投资缺口过大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并随之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腕措施。国务院先后注入专项清欠资金，强制要求各级银行和企业限期清偿。在强力推动下，仅用了26天，东北地区的连环债务链便被打破，随后推广至全国。
海南房地产泡沫
主条目：海南房地产泡沫
1992年至1993年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激励，海南省及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空前的“房地产热”。无数投机资金与国有银行信贷涌入海南房地产市场，导致海口、三亚等地房价在短期内暴涨数倍，泡沫经济迹象极为明显。1993年6月23日，朱镕基发表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讲话，果断祭出铁腕手段，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和信贷盲目进入房地产业。次日（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时称“十六条”），实施极为严厉的紧缩银根政策。
随着中央宏观调控令下，盲目流向海南的投机资金一夜之间撤离，海南房地产泡沫随即破裂。此举虽然导致海南等地留下大量“烂尾楼”和银行坏帐，但成功遏制了全国范围内更具破坏性的恶性资产泡沫，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
分税制改革
1994年，在朱镕基的主导下，中国国务院一口气推出了财税制度、金融体制、投资体制、企业制度、住房制度、物价体制等六个方面全方位体制改革，试图彻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框架。在财税制度改革方面，朱镕基强力推行“分税制改革”。此前，中国实行的是地方财政大包干制，导致“中央财政日渐入不敷出，地方财政过于膨胀”的“弱中央”局面。分税制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如增值税按75:25分成），并设立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税务局两套系统。
这一改革成功扭转了中央财政的被动局面，使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不到30%大幅提升至50%以上，增强中央进行宏观调控和区域协调的财力。然而，分税制也带来了深远的副作用：由于财权上收而事权留给地方，导致基层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为填补财政缺口，地方政府后期逐步转向依赖经营城市和出让土地，在客观上催生了后续数十年的“土地财政”与高房价现象。
金融体制改革
在金融体制改革领域，朱镕基着力打破过去国有银行作为“地方官员和官商提款机”的旧格局。他推动将中国人民银行真正转变为独立行使职能的中央银行，负责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同时，将原有的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并陆续成立了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贷款任务与商业化营运剥离，初步构建了现代金融体系。
在涉外经济上，朱镕基于1994年1月1日果断取消了人民币汇率官方与市场的“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此举大幅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与此同时，国内物价双轨制的取消与市场接轨，也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此前官员利用调拨物价差价进行特权寻租与“倒买倒卖”的空间。
朱镕基在主管经济工作及担任副总理期间，面对极其错综复杂的利益阻力，以雷厉风行、绝不妥协的强硬作风著称。他所推动的系列改革虽然伴随着国企下岗潮、地方财政压力等巨大的社会阵痛，但也成功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腾飞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因其在经济领域的铁腕手段，他被西方媒体及国内外学界广泛冠以“经济沙皇”（Economic Czar）的名号。
总理生涯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第九届全国人大期间)
1999年4月8日，朱镕基访美期间在白宫出席新闻发布会
1997年9月19日，69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顺利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由第五上升为第三，仅次于江泽民和李鹏。1998年，朱镕基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1998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接替十年任期届满的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任至2003年3月，是江泽民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核心时的第二位政府首脑。形成“江朱体制”，成为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主管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最高首脑。1998年兼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确立了“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轴心。1998年4月，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1998年5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1998年5月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同年夏天中国爆发历史罕见的九八特大洪灾，朱镕基多次亲临抗洪一线，并严厉斥责部分工程为“豆腐渣工程”，随后全面收紧并强化三峡工程及全国基础设施的质量审查制度。
朱镕基在副总理及总理任内，高度重视专业化、国际化的文官体制建设，大力提拔并重用一批具备现代金融、经济管理才干的技术官僚，其中，王岐山被视为受朱镕基提拔的标志性人物。朱镕基敏锐察觉到王岐山在处理危机与金融实务上的卓越能力，先后任命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广东面临巨大的外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危机（如粤海集团、广信事件），朱镕基于1997年底特批王岐山“空降”广东出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成功化解了可能引发连带金融海啸的债务危机。随后，王岐山进京出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其仕途轨迹深受朱镕基的赏识与重托，被广泛视为朱镕基在财经领域的得意门生与恩师关系。
除王岐山外，朱镕基财经班底中的多位核心成员亦在其麾下崭露头角并获得重用。在朱镕基主持1994年“分税制改革”期间，楼继伟作为核心智囊财政设计师深受器重。朱镕基出任总理后，随即于1998年将其提拔为财政部副部长，主导建立现代财政预算与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周小川则凭借对现代货币政策与国际金融规则的深刻理解，在朱镕基任内先后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并于朱镕基卸任前夕的2002年12月接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承接了朱镕基时代奠定的金融体制改革框架，成为日后任期最长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金融危机
主条目：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大陆以广东省所受的经济与金融冲击最为严重。当时广东省内诸多地方金融机构，如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侨信托投资公司、汕头商业银行等，因长年盲目扩张及房地产泡沫破裂，先后陷入严重信用与债务危机， 这导致对其拥有大量债权的香港及外资银行不得不计提庞大呆坏帐准备，严重侵蚀盈利，广东本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甚至一度飙升至50％以上。外资金融机构对此产生恐慌，群起暂停对中资企业与地方“窗口公司”的新增贷款，引发严重的外资抽逃与信任危机。
面对随时可能蔓延至全国的金融崩溃风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采取铁腕手段进行定向拆弹。1998年，朱镕基紧急部署“金融救火队”南下，指派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肖钢兼任人行广东分行行长，并调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分管金融，全力协助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置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与大型国有企业。
在处置资产规模高达数百亿的“广信案”时，朱镕基展现了极大魄力。他坚持市场经济与法治原则，拒绝由中央财政或人民银行出资为其偿还外债，打破长期以来外资误以为中国政府会为地方国企债务“无限兜底”的隐性担保预期。1999年1月，广信宣告破产，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家破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震动国际金融界。与此同时，另一家省属巨型涉外企业“粤海集团”则在王岐山的主导及高盛公司的协助下进行债务重组。经过艰难谈判，新粤海实现资产重组，总资产调整为483亿港元，总负债降至339亿港元，资产负债率优化至67％，财务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成功化解了粤港两地的连锁金融震荡。
为了防范基层金融机构倒闭引发社会动荡，朱镕基实行“划清界线、分头负责”策略。针对境内一般民众的储蓄存款，广东省人民政府以未来地方财政收入作担保，向人民银行申请了38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借款用于垫付，利息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计算；随后，人民银行又向广州分行追加拨付70亿元人民币的再贷款额度，专门处置人民银行过往自办地方金融机构所遗留的历史包袱。在中央的强力支持与地方的雷厉风行下，截至2000年10月，广东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合共重组并关闭了147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含1063个分支机构）、16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其14家办事处、国投下属的48家证券营业部，以及高达843家农村资金互助会，彻底清除了长期积压的基层金融毒瘤，稳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底座。 。
九八抗洪
主条目：1998年中国水灾
长江堤岸的一块指示牌，记载了此处1998年洪水的最高水位
1998年夏季，中国长江、嫩江、松花江等流域爆发特大洪灾，给长江中下游及东北地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自该年6月份起，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暴雨连绵不断，长江遭遇八次洪峰叠加，形成了自1954年以来最为凶猛的全流域性特大洪水。根据官方统计，全国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遭遇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人口高达2.23亿人，因灾死亡人数达4,150人，倒塌房屋497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高达2,120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60多亿元人民币。
在这场灾难中，朱镕基多次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部署抗洪抢险工作，并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严防死守、确保大堤安全”的决策，紧急调动包括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内的数十万军民奔赴抗洪第一线。
然而，此次特大洪水也如同一面镜子，无情地暴露出了部分地方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质量低劣、贪污腐败等深层次问题。1998年8月7日，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堤四号闸口突然发生重大决口事故，洪水直逼九江市区，形势万分危急。8月9日，朱镕基紧急飞赴九江灾区一线视察。当得知该段大堤在修建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主体结构竟充斥着竹条与木屑而非钢筋、以致新筑防洪大堤在洪峰面前不堪一击时，朱镕基震怒。他在面对地方官员时公开斥责该大堤是“豆腐渣工程”，并由此创造“豆腐渣工程”一词，成为日后中国社会形容劣质基建的代名词。
朱镕基随即下令彻查九江决口背后的腐败链条与渎职行为，多名涉案地方官员和建造商随后被依法查处。此事件随后引发了中央政府乃至全社会对于“围湖造田”、“过度开发”等环境保护问题的深刻反思。国务院随后制定并实施了“平垸行洪、退耕还湖、移民建镇”的十六字方针，开启了中国水利建设由单纯“与水争地”向“人水和谐”的重大战略转型，同时大幅收紧了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审计与监督机制。
打击走私
主条目：远华案
在实现中国经济软着陆后，朱镕基将施政重点之一转向全面整顿市场秩序与惩治腐败。自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严重蚕食国家税收并冲击国内产业。为此，朱镕基在任内发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反走私运动。
1998年7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全国反走私工作会议，朱镕基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遏制走私狂潮。在这次会议推动下，中央实行了重大体制变革，全面切断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与经商办企业的关系，要求其集体退出商海。同时，国务院组建专职的缉私警察部队，实行海关与地方双重领导，从体制上堵塞走私漏洞。
在案件查办方面，朱镕基采取亲自督办了多起震惊中外的特大案件。首先是1998年爆发的广东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该案涉及地方党政高层、海关、边防机关与走私集团勾结，涉案金额高达110亿元人民币。朱镕基对此案采取严厉彻查态度，最终导致包括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湛江市委原副书记陈同庆在内的多名官员被法律严惩，数人被判处死刑。
随后爆发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更是被定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牵涉面最广的走私犯罪案件。以赖昌星为首的远华集团，在厦门关区走私汽车、成品油、植物油与化工原料，涉案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高达300亿元。面对案情错综复杂、牵连众多省部级与厅局级官员的巨大阻力，朱镕基亲自指示调集数百名人员组成中央420专案组进驻厦门。朱镕基曾公开表示，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哪怕反腐败要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远华案的严厉查处，最终导致数百名涉案官员落网，多名高官被判处重刑或死刑，主犯赖昌星虽远逃加拿大，但也在后续引渡程序中被追诉。
政府机构改革
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朱镕基任内推动了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机构面临臃肿庞大、职能重叠、财政负担沉重以及政企不分等顽疾，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深化。朱镕基就任总理后，随即将“精兵简政”与政府职能转变视为施政的核心突破口。
1998年3月，朱镕基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宣示了“大刀阔斧、誓死一搏”的改革决心。他明确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门必须率先垂范，国务院系统的总人数必须缩减一半。在高级领导职数方面进行“消肿”，副总理人数由原先的6人裁减至4人，国务委员由8位精简至5位，副秘书长则由10位减至5位。在朱镕基的强力铁腕推进下，截至1998年年底，国务院机关总人数成功由3.3万人锐减至1.6万多人，顺利达成裁员半数的预期目标。随后的2000年，改革进一步深化，原有的10个国家局被撤销了其中的9个。
在此次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组成部门进行脱胎换骨式的重组，共有15个部委被不再保留，被裁撤或重组的部门包括：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邮电部、劳动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以及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国企改革
当时的国有企业面临严重结构性危机，普遍存在冗员过多、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惊人以及债台高筑等问题，导致大面积亏损。至1996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不良贷款（包括逾期、呆滞、呆账）估计已占贷款总额的70%左右。财政学界与决策层普遍担忧，若继续由国家财政单向为亏损国企进行无底洞式的注资，将彻底拖垮整个金融与银行系统。对此，朱镕基采取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国务院机构改组。在国企改革的整体战略上，政府停止了过去雨露均沾式的扶持政策，转而集中资源支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国有企业，致力于在全球市场中培养世界级企业，例如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工商银行等行业巨头，进而重塑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版图。
“抓大放小”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其核心方针被概括为：“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 在“抓大”方面，中央政府集中力量掌控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重点企业，将资源向最大型、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倾斜，并将其改组为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由中央直接或间接实施战略控制。为此，国务院特别指定了宝钢集团、海尔集团、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四川长虹等六家骨干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力求使其在2010年前进入“世界500强”行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随即遵循中央模式，纷纷拟定地方版重点扶持名单。“世界五百强”在当时成为各级政府与各大国企彼此竞争、衡量政绩的重要标杆。 在“放活小的”方面，中央将数以万计、经营业绩不佳、非关国家经济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直接推向市场。政府允许并鼓励这些中小国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或向民间资本与外资出售等多种形式进行产权改革，对于彻底失去生存能力、资不抵债的企业则依法予以破产清算。这一举措迅速激活了民间资本，但也导致了地方国有资产的结构性重组。
“国退民进”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奉行大型财阀与政府紧密结合、跨行业混合经营模式的日本与韩国企业相继陷入破产或债务困境。这给中国决策层带来了深刻启示，意识到盲目扩张的多元化国企同样具备极高风险。朱镕基的改革方针随之发生战略性转移，实施“国退民进”的资源再分配。国有资本开始自觉且有步骤地从纺织、家电、食品、零售等一百多个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高的轻工业领域中逐步退出，留出空间给民营经济与外资企业发展；与此同时，国有资本则向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资源、能源、重化工业、电信、交通运输与金融等战略性部门集中，在这些核心领域形成国家主导、甚至中央企业垄断的局面，从而确立了现代“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架构。
“三年脱困”
在1998年就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面临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系统化施政方针。 一个确保，是指确保中国年度经济增长率达到8%（即当时通称的“保八”），通货膨胀率严格控制在3%之内，并在亚洲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浪潮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此稳定了东亚经济大局。 三个到位，第一是实现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摆脱困境，即用三年时间（1998至2000年），通过“债转股”、组建信达等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财政贴息等组合拳，使大部分亏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第二是深化金融系统改革，彻底将中央银行与地方财政脱钩，成立大区行，强化金融监管并防范系统性风险；第三是大幅削减政府机构规模，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有的四十个部委精简裁并为二十九个（例如撤销了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等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国务院机关人员编制精简一半。 五项改革，则包括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购销分开、顺价销售）、投资融资制度改革（大幅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引入市场化评估）、住房制度改革（终止延续数十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住房商品化与市场化的住房供应体系）、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深化分税制，清理取消各类违规乱收费，实行“费改税”）。朱镕基强调，要把机构精简和冗余项目省下来的财政资金，高比例投入到科学研究与基础教育中，全面实行科教兴国战略。 2002年，他在任期尾声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已基本实现。
中国入世
1999年4月，朱镕基在访美期间与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表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声明，并中断了部分中方长期坚持的保护政策，展现出强烈决心，惟因美国国内政治阻力未能在当时达成最终协议。同年5月发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美入世谈判陷入停滞。直至同年11月，中美谈判在北京重启，双方在多项核心条款上僵持不下。1999年11月15日，在谈判进入最后关头且面临破裂危机时，朱镕基亲自临场加入谈判，与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人直接交锋。朱镕基在涉及汽车关税、电信市场开放等最后三个核心焦点上，果断作出了让步与坚持，最终促使双方在当天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此后，在朱镕基主持的国务院推动下，中国加快了与欧盟等其他贸易伙伴的谈判，并大规模清理、修订了数千部不符国际贸易规则的法律法规。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多哈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同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标志着朱镕基任内最重要的一项国际经济外交战略取得了历史性成果。
台湾问题
1999年4月，朱镕基出访美国，在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记者会中被问到美军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两岸统一要不要有时间表，愿不愿意访问台湾？朱回答：
“关于中国对台湾统一的政策，我们国家主席有作非常明确的声明，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再来说了。我们从香港回归祖国就可以看到中国严格的在那个地方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比这个宽松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而且我们也准备让台湾的首脑到中国的中央政府来当副首脑，能不能当正首脑呢？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想大概没有人会投他的票。”
2000年3月15日，即台湾新一届总统选举三天前，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以罕见的严厉措辞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瑞鹏的提问，并以此警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等人：
台湾的选举，是地方性选举，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干预。但是我们必须讲清楚，不管谁上台，绝对不能搞“台湾独立”！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这就是我们的底线，也是代表十二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心声。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谁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就支持谁，我们就跟他谈，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嘛！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因为你不得人心，你违背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人心，你也违背了全世界华裔、华侨的人心。我们中国人都记得，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来侵略势力欺负凌辱的历史，台湾也是多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统治和占领底下。回想当年，中国是何等的贫穷积弱，但是，我们还是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并且为此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当时的救亡的歌曲，我当时只有九岁，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每逢唱这些救亡歌曲的时候，我的眼泪就要流出来，我就充满了要为祖国慷慨赴死的豪情。那么，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能允许自古就属于祖国的领土的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吗？绝对不能！ 现在有些人在计算，中国有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几个导弹，结论是中国人不敢打，也不会打。按照你这种计算，希特勒早已统治全世界了！你不懂中国的历史，你不知道中国人民一定会以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尊严。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急转直下，用尽了权谋手段。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不就是有人要让台独势力上台吗？前天，台湾股市重挫617点，它集中地反映了台湾人民对“台独”势力嚣张的忧虑，他们担心“台独”势力的上台会挑动两岸的战争，破坏两岸的和平！我们认为这种担心和忧虑是逻辑的必然，是关系到每一个台湾人的切身命运的。现在，台湾人民面临着紧急的历史时刻。何去何从，切莫一时冲动，以免后悔莫及。但是，我们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我们相信台湾同胞会作出明智的历史决策。但是还有三天呢，世事难测。台湾同胞，你们要警惕啊！Thank you.
香港问题
2002年3月中，朱镕基在全国人大闭幕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上谈及香港：
“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在近期以内能够超过香港，这一种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我相信一定能够克服当前所面临的暂时的经济困难，对此我们是有信心的。[…]但香港的优势还未完全发挥。[…]今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我想香港的地位应该作一些调整，但是我始终坚信，香港的优势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将来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
朱镕基并说中央有关官员已经与香港方面进行磋商怎样帮助香港，随着中国加入了世贸，机遇将更多，他相信香港仍然能够保持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59]2002年11月19日，朱镕基首度以国务院总理身份访问香港。当时董建华政府对产业转型苦无良策，而SARS疫情在11月16日刚从广东爆发，朱镕基特地脱稿演讲，被视作为香港回归打气，他的发言在后来屡被重提。朱镕基指出：
“你到中国去发五十年长期香港债券，我第一个带头买。我相信中国人民、内地人民会跟着我一起买，因为他们对香港有信心，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哪一个水平都比内地的城市高，是最有希望的最有前途的，有什么可怕。[…]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
退休生活
2002年11月15日，74岁的朱镕基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卸任国务院总理，正式告别政坛，开启退休生活。退休后的他长期保持低调，以不谈工作为原则，偶尔在国家重要会议、庆典场合、高校以及文艺活动中露面。他也得以投入更多精力研习京剧和二胡演奏等毕生兴趣，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唱戏和拉京胡上，进一步提高自身对京剧老生唱腔的研究及在演绎上的专业水平。
2009年起，朱镕基陆续整理其担任地方及国家领导职务期间回答记者提问和讲话内容，并于同年9月出版发行纪实文稿书籍《朱镕基答记者问》，使其退休生活再度受到舆论关注。同年10月1日，朱镕基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以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配戴黑墨镜的独特装束，与其他退休领导人一同出席天安门城楼的阅兵式及群众游行。
2011年4月11日，《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在伦敦举行首发式。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此书作序。首发式上播放了朱镕基的英文讲话。他说自己一生坚持讲真话，并回顾了他治理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改革的经济成就。不过并未提到其他的改革内容。同年4月22日，朱镕基返回母校清华大学，并于其曾任院长的经管学院出席活动。其间一反9年来不评论时政的态度：不仅调侃了现行的审查制度和宣传制度，号召讲真话，讲实话，还高调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谴责大学假论文、基础教育不足等问题；反驳了税收政策制约地方财政的说法；并针对亿元汽车事件表态，称不主张花那么多钱补贴汽车产业。期间还向同学们赠送《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的样书和《中国农民调查》，称希望同学们用事实去对照书中讲法，看后者讲得究竟对不对。朱镕基说，希望大家看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同年9月8日，《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在中国大陆统一上市，该书收入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从各个方面翔实记录了朱镕基领导中国经济的历程，内容涉及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治理通货膨胀等经济社会各领域重大问题。不仅是读者深入了解朱镕基经济社会管理思想、领导风格、个人魅力和心路历程最全面的读本，也是读者回顾和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部丰富史料。据悉，该书收录的收录文稿、内部讲话多数首次公开。香港镜报披露朱镕基的私下谈话，显示朱镕基这次现身，是深思熟虑，意在迎击中共内部“告别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朱镕基表示，现在有一股越来越大的力量，在攻击、否定、疏远和背离改革开放事业，借此设置更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阻碍来阻止改革，扭转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远离改革甚至背离改革的倾向已十分明显，说他们是反对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不为过的。朱镕基说：“面对这个危险，我没有理由沉默下去。”
2012年春节，朱镕基出席了上海春节京剧晚会，并当众讲话。
2013年，他率先捐赠2000万元人民币版税，用于设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义务教育学校特困学生救助基金。根据2014年10月发布的胡润慈善榜记载，朱镕基在过去一年间将其撰写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和《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所得的全部版税悉数捐赠给其亲自创立的实事助学基金会，累计资助金额高达2398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改善贫困地区学童的营养餐、设立奖助学金以及扶助特困教师。
2015年9月，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抗日战争70周年阅兵。2017年10月，与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76]2018年10月，朱镕基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2019年9月28日，朱镕基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的身份致信该院2019级MBA新生[78]。
2020年后，朱镕基由于年事已高，极少公开露面。2020年10月，在其92岁生日之际，亲近亲友对外发布了朱镕基在医院庆祝寿辰的照片。照片中他身穿红衣，身旁摆放着清华经管学院等单位致送的花篮。此后，在当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镕基虽然因身体原因未亲自出席，但依然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名单之中。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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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2日上午11时06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当日下午18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联合发布其讣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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